1947年9月,山东济南战役即将打响,华东野战军指挥部里,粟裕与宋时轮围绕部队任务发生争执。一个是负责全军作战指挥的代司令员,一个是第十纵队司令员,双方地位已然不同,可宋时轮心里的那道坎,并没有因此消失。 这场争执,并非单纯因为脾气不合。宋时轮长期在红军和八路军主力部队中任职,资历深,威望也高。粟裕虽然同样战功赫赫,但早年主要在偏师和地方部队中成长,直到解放战争中连续打出硬仗,才逐渐成为华东战场的核心指挥者。 1947年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并,华东野战军成立,中央决定由粟裕负责军事指挥。对宋时轮来说,这种变化多少有些突然。过去职位相近的同僚,转眼成了直接上级,心理上的落差,不是几份命令就能完全消除的。 更让宋时轮不满的是,第十纵队经常承担阻击、牵制等任务。这类作战十分凶险,伤亡较大,战果却不一定显眼。部队打得苦,功劳又常常落到主攻方向,时间一长,怨气自然会积累。 同年8月,第十纵队在鲁西南作战中渡过黄河。由于敌情紧迫,部队转移仓促,部分指战员和支前民工被留在河的另一侧。战报送到中央后,毛泽东认为这是一次严重失误,连续发电批评“私自北渡”。 宋时轮对此十分委屈。按照他的回忆,当时部队曾接受陈士榘的口头指示,只是电话命令没有留下电文,事后难以核对。偏偏陈士榘本人也受到批评,无法替他作出有力说明。于是,这笔责任几乎全部压到了宋时轮身上。 情况查清后,陈毅、粟裕没有急于追究,而是向中央说明,北渡责任应待进一步核实。粟裕的态度很明确:“战事未完,不宜仓促处理。”这番话保住了宋时轮的职务,也给第十纵队留下了继续作战的机会。 但事情并未就此过去。济南战役前的作战会议上,粟裕再次安排第十纵队担负阻击任务。宋时轮认为部队损耗过重,要求休整,并当场表示难以接受安排。会议气氛顿时紧张起来,粟裕要求他服从部署,宋时轮则拍了桌子。 有人回忆,宋时轮当时说:“这样的任务,不能总让我们承担。”粟裕没有与他争论个人得失,只强调:“战役在即,部队必须按计划行动。”这场冲突很快传到中央,毛泽东一度提出撤换宋时轮。 粟裕再次替他解释,认为宋时轮只是情绪过激,临战换将可能影响部队行动,建议等战役结束后再处理。济南解放后,宋时轮作了检讨,粟裕又建议让他继续担任原职,戴罪立功。两次出面,足以说明粟裕并没有把个人冲突带入用人问题。 新中国成立后,两人又在军事科学院共事。此时的粟裕已离开总参谋长岗位,宋时轮也经历了职务调整,按理说都应更加谨慎。偏偏在一些具体事情上,宋时轮仍显得不够客气。 粟裕调入军事科学院后,曾申请让妻子楚青到身边担任秘书。组织考虑到他的实际工作需要,批准了这一请求。宋时轮当时负责院内工作,刚制定过有关干部亲属回避的规定,便重申今后不再办理类似安排。制度本身有道理,但发布时机难免让人联想到粟裕。 一次战史整理会议上,有人提到正在研究粟裕在鲁南战役中的指挥情况。宋时轮听后问道:“他也参加鲁南战役了吗?”在场人员一时愕然。鲁南战役是华东部队的重要战例,粟裕在其中的作用有大量档案和回忆材料可供查证。 负责整理资料的王希先没有沉默,而是当场列举作战电报、部队部署和战后总结,说明粟裕在战役指挥中的位置。宋时轮听完没有继续争辩。会后,王希先又把整理好的史料送给他,态度克制,却也把事实摆得清清楚楚。 关系真正发生变化,是在特殊历史时期。军事科学院内部受到冲击时,宋时轮等人的材料曾被送到粟裕手中。粟裕没有顺势转交,反而多次向周恩来说明情况,要求按事实处理。宋时轮因此避免遭受更严重的牵连。 粟裕去世后,宋时轮参加追悼活动,并逐渐参与为粟裕恢复名誉的工作。1987年有关会议上,他提出应纠正反“教条主义”时期对粟裕形成的不当结论。1989年出版的军事卷词条中,也留下了粟裕曾受长期不公正对待的表述。 1994年,粟裕的问题得到正式解决。那份迟来的结论,经过多方推动才最终形成。宋时轮与粟裕之间,既有战场上的争执,也有关键时刻的相互影响,档案和回忆留下的,正是这段复杂而真实的上下级关系。 特别